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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聚焦二十大：从新表述新理念解读中国未来发展******

　　(中共二十大·声音)国际舆论聚焦二十大：从新表述新理念解读中国未来发展

　　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新理念，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从报告规划的新蓝图解读中国未来发展路径。

　　新理念规划新未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文章指出，二十大报告有不少新提法，包括10年来中国经历的三件大事、中心任务、“三个务必”、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同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关注到二十大报告中的新理念、新规划。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下一步发展目标和任务，相信中国将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认为，报告承诺中国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加快新能源体系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创新提振科技 “反腐”守护底色

　　彭博社注意到，报告关注了科技方面问题，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彭博社援引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分析师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的评论称，报告对科技的关注反映出，创新已成为中国解决经济问题及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的重要方案。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中共在反腐倡廉方面大破大立，树立了同腐败行为斗争到底的正面形象，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厄瓜多尔Pressenza国际通讯社报道称，中共二十大报告呼吁对腐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聚焦和平合作 传播中华文化

　　古巴拉美社关注到报告中涉及全球合作的内容，称在和平、安全、发展和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中国批评了霸权主义和暴力行为。该报道指出，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日本经济新闻》刊文称，报告提到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报告中关于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及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报道称，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完)

　　(参与作者：肖玉笛、张焕迪、田冰、张硕)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